对于“状元”这个称号，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格外看重的。可以说，当唐代确立了科举制之后，状元就成了无数读书人十年寒窗、一朝破壁的偶像。不过，尽管在那时，一科状元只有一位，但即使如此多数学子依旧不太知道那一科的状元究竟是谁，缺了周遭摇旗呐喊的力量。也是，除了那一张皇榜和回乡的喜报之外，谁又愿意多提状元的名字？谁又从何得知状元的容貌？由此可见，曾经“状元”的真实名字远不如他的精神力量来得大。都道王维之诗“自李杜而下，当为第一”，谁知他也是唐开元年间的状元？都道文天祥的气节留世，《正气歌》留世，可谁知道他也是南宋的状元郎？都道翁同龠禾一生两为帝师，又是晚清帝党首领，谁记得他还是清咸丰六年的状元？……换句话说，即使是状元，其享受的荣耀也和众多中举者相差无几，倘若之后稍有懈怠，曾经的状元身份便不再是荣耀而是累赘了——在传统的士子文化中，向往的是状元的称号，而不是某一个人。

　　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这种来自士子文化的向往被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冲淡了一些，如今衣锦回归了，只是有了些许变化：作为一个符号，哪怕是一年的状元，也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大到一个省，小到一个乡，到处都是状元，理由很充分，在国家统考的大背景下，各地的考卷和评分标准着实不同，而且真的是“衣锦”，远不止当年“打马御街前”那么简单。作为一个个体，他们被包装之后放大了，企业的代言，母校的光荣榜，巡回的讲演，出书的热潮，可以说，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状元们的身影，前仆后继，几乎所有目光都盯着这些人称为“状元”的这个阶段。原本精神的东西物质了——与其说是文化需要状元，倒不如说是物质创造状元更贴切些。这种改变就连状元本人都始料不及。

　　胡哲（化名）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一个区级状元，胡哲的经历是他自己不能想象的，“先是学校把我的照片印得几尺大挂在校门口，然后是一堆媒体轮番地多角度采访，从老师到幼儿园的同学再到居委会大妈，三天之内，几乎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了我是状元，而与此同时，知道我是状元但不知道我是谁的那些人，险些变得比我妈还了解我。先是激动，突然间就悲哀起来了，好像突然之间明白了状元的意义：无论我是否愿意，我的母校把我当成了学校招徕新生的招牌，就像一个有钱人客厅里挂着的名画一样；无论我是否愿意，我的隐私成了大众娱乐的目标，所有看我的人都乐于用点评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就像一个被动的芙蓉姐姐一样。”有个厂家找到胡哲，表示如果胡哲可以放弃原先的志愿，而转入他们指定的另一所知名大学的话，胡哲不但可以受到该校校长的亲自接见，而且大学四年的学费可以全部减免，当然还有两个附属条件：其一，成为该企业的终身代言人；其二，成为该大学为期一年的形象大使，并在校方的安排下接受媒体的采访。“那个厂家坦言，已经有不少状元和他们签了约，其中包括省级状元，而对于我这个区级状元并不是很感兴趣，原因是同级的状元太多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开设进士科近800科，其中有史籍姓名可考状元602人，这个数量今年一年就超越了。”胡哲的母亲兼经纪人这些日子一直在埋怨胡哲，原因是如果胡哲考得再好一些，家里住的房子可能就可以更新了，或者一家人去香港然后再移民什么的，但现在不可能了，主动权在商家手里。“说句实在话，我觉得自己和艺人的状况差不多，自己每念的一本书或是写下的每一个答案都好像被标上了价格，在公众的狂欢中，学习积累本身变得无足轻重。”胡哲曾经的第一志愿现在看起来是铁定作废了，为了母亲，为了钱，为了荣耀……反正与最初的理想无关，尽管他成了状元。

　　多少年之前的积淀和多少年之后的收获，几乎在一瞬间就遭遇了透支。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关心“状元”这一极小群体的感受，哪怕是在文化复兴的当下，人们还是习惯于把关于状元的一切打捆卖了，再说其他。

　　今年的北大、清华注定又要在这场轰轰烈烈的“状元阻击战”中获得大胜，也许其中还要加上港大的名字，但这其中又有多少状元改变了自己的初衷？面对来势汹涌的“掐尖儿运动”，北大的一位资深教授表示，能不能把教学的问题放在第一位，而不是关于状元的炒作，“谁在关心这些状元在校期间的成绩如何？谁在关心这些状元工作后究竟干了什么？谁在关心这些状元到底还有多少在报效祖国？倘若都在关注一个点而放弃了这条曲线的话，所谓状元的意义就丧失了。”不过，秀也好，失也罢，士子文化的回归总是共识，应该算是好事。